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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德国、日本、瑞典、美国的绝大多数州，孩子们都可以从学校得到免费的课本。但我们国家还不强盛，国库还不丰腴。因此我们强调“科教兴国”时，仍主要依赖于民众对自己孩子的未来的重视，依赖于民众对“再苦不能苦孩子”的认识，而更多地体现政府责任的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却往往流于口号与形式。这一“国情” 使得教材出版中的高额利润有了理由。若从国家利益考量，由国家承担义务教育中的课本费后所带来的长远效益是不可估量的。想想那些成千上万个因交不起课本费就被迫辍学的儿童吧——取消义务教育中的课本费不仅仅是对公民福祉的提升，更实现了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追求和均衡。

　　从博弈论的视角观察，义务教育中课本费的取消，阻力并不在于国家而在于那些必存私利的既得利益集团。据说与教育相关的出版发行部门70%的利润均来自于教科书，前些年引起广泛讨论的“课本转续”活动就触动了这些利益部门敏感的神经，课本的重复使用难以推行的种种理由也就应运而生。诸如习惯问题，观念问题，课本的变化问题等等，甚至连卫生问题都被拿来说事。

　　退一步而言，即便因为国家财政的压力而不能一次性全部取消课本费，也完全可以在“课本转续”的基础上逐步减少收费并最终实现免费。而不管何种过渡性的收费制度设计，都必须首先确保课本的出版和发行不能成为一项营利的事业。课本的编撰、出版与发行应成为国家的义务和责任，如果要收取费用，也只能收取必要的工本费。只要课本仍然是一种经营行为，那么课本背后的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不去解决课本的非营利性前提，却去盲目地追求与市场接轨，推行所谓的公开招标或打破出版垄断，只能说是缘木求鱼。